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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文章】非法证据的类型、认定标准和排除方式(二)

来源:网络作者:刘健律师时间:2019-01-01

本文参考戴长林、罗国良、刘静坤著《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 原理·案例·适用》,法律出版社2017年第2版,是笔者阅读本书后的总结。

(二)威胁、引诱、欺骗取得的供述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搜集证据。从法律规定看,威胁、引诱、欺骗是与刑讯逼供并列的非法方法。但是,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四种方式之间在违法和侵权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刑讯逼供直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和意志自由权,对基本人权的侵犯程度最高;威胁方法虽然未直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身体,但对犯罪嫌疑人的精神实施强迫,侵犯了意志自由权,侵犯程度仅次于刑讯逼供;引诱、欺骗方法并未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体或者精神实施强迫,未直接侵犯人身权和意志自由权,但可能会影响司法公正。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采用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取得的供述是否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如需排除,应当实行强制排除还是裁量排除?这些问题一直充满争议。

   2010年,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起草过程中,对于此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威胁、引诱、欺骗方法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从规范司法行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角度看,采用这些方法取得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另一种意见认为,威胁、引诱、欺骗方法的界定尚不明确,对于采用这些方法取得的证据,应当综合多种可能损害公正审判的因素决定是否排除。当时,鉴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遏制刑讯逼供为重点,加之对威胁、引诱、欺骗与合法询问策略之间的边界不好界定,在对该争议问题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暂不明确规定为宜。因此,该规定并未对“威胁、引诱、欺骗”方法作出规定。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保留了对“威胁、引诱、欺骗”方法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对非法供述证据范围的界定,沿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表述,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其中并未提及“威胁、引诱、欺骗”方法。

   法律采用的“宽禁止、严排除”的立法模式,导致实践中对采用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应当排除存在较大的争议。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法律禁止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的非法方法,但并未明确将采用此类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畴,因此,排除采用“威胁、引诱、欺骗”方法取得的证据,缺乏法律依据。另一种意见认为,在法律已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只有依法排除采用“威胁、引诱、欺骗”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才能落实法律规定,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2017年,“两高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三条规定:“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该条规定首次对“威胁”作出列举式规定,并明确相应的程度要求,但仍未对引诱、欺骗方法作出明确规定。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所以作出如此规定,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威胁方法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意志权这一基本人权,在侵犯人权的程度上接近刑讯逼供,两者均属于强迫方法;而引诱、欺骗方法并不属于侵犯人身权和意志自由权的强迫方法,而且在侦查实践中,引诱、欺骗与合法侦查策略的边界也较为模糊,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引诱、欺骗方法的容忍度较高。

    但是,不可否认,一些引诱、欺骗方法可能突破法律的底线,甚至导致犯罪嫌疑人作出虚假供述,进而引发冤假错案。因此,我们认为,法律有必要对引诱、欺骗方法的范围作出合理限定,明确引诱、欺骗与合法讯问策略的边界;对采用引诱、欺骗方法取得的供述实行裁量排除原则,只有“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才予以排除,这种规定既符合法律理论,也满足司法实践需求。

(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取得的供述

《刑事诉讼法》在列举“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的同时,还规定了兜底性的“其他非法方法”。在司法实践中,除“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典型的非法方法外,比较常见的就是通过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违法羁押侵害被害人身体自由,有违人权保障之道,在违法羁押存在之情况下,其所为之自白,不应认为其具有证据能力”。

   鉴于此,2017年“两高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证据规定》第四条规定:“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此类非法方法严重侵犯基本人权,可以考虑对相关证据实行强制排除。


(四)指供

指供,又称指名指事问供,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照侦查人员的意志和指示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指供通常与刑讯逼供、威胁等非法方法并存,即办案人员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殴打、威胁,对其施加压力,再采取提示犯罪细节等方法进行指供,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背自己的意愿,按照办案人员的指示作出供述。

   “无论是以肉刑为特征的刑讯,还是以言语或行为为传递形式的威胁、引诱以及欺骗,它们在使案件向误区发展过程中只发挥一定的辅助性作用。那么,是什么样的非法讯问方法在导致冤假错案形成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呢?笔者认为是指名问供。”

   因此,对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照讯问人员的意志和指示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因指供与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紧密相关,由此获得的供述,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但是,对于单纯采用指供方法获取的供述,因不涉及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非法方法,故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通过证明力和证据能力的角度决定不予采信此类证据。

(五)重复性供述—“出袋之猫”规则

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采取刑讯逼供、威胁等方法询问,除该次供述应当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外,其他后续的重复性供述是否予以排除?对于此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

   考察域外立法,对于重复性供述,许多国家都规定了相应的排除规则。美国通过判例确定了所谓的“出袋之猫”规则(cat out of the bag)——如果被告人第一次已经作出供述,无论是基于什么动机,他都会在心理上和实践中受到此次供述的负面影响,换言之,他已经不能将“出袋之猫”装回到袋子中了。此种情况下,之后的供述通常被视为第一次供述的“毒树之果”,应当予以排除。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重复性供述并未作出规定。2017年“两高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证据规定》第五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同时,考虑司法实践需要,重复性供述一概予以排除,不利于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统一,因此,《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证据规定》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形。

   其一,侦查主体变更的例外——“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

   其二,诉讼阶段的例外——“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张文明律师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经济职务犯罪刑事部主任、高级合伙人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全球总部合伙人

广州盈科经济职务刑事部主任

广东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理事

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华南农业大学法学院兼职导师

河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首席、常年法律顾问

广州市河南商会法律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广东省焦作商会法律委员会主任

全国党建联盟网站广州市天河区委智慧党建顾问律师

广州市天河区政府调解委员会专家委员

中国商会联盟杂志常年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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