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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律师轻判案例】经济职务刑事部收获行贿重罪轻判成功案例

来源:网络作者:张文明时间:2018-12-12

30万+ 170万(预备)+10万

三次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

 专家论证+主动取证+辩诉交易

轻判1.5年实际执行0.5年


 检方指控

 2014年4月,被告人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被某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期间,为使自己取保候审,指使他人通过同案犯向某公安分局局长行贿,被告人家属交给同案犯现金人民币50万元,同案截留20万元,贿送公安分局局长30万元。检方指控被告行贿50万元。

2014年6月,被告人委托同案犯找人为其撒销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件,并交给同案150万元用于“活动关系”,后同案犯一直未能找到相关人员帮忙处理销案事宜,并将该款项用于个人支出。检方指控被告行贿(预备)150万元。

 2014年5月,被告人在其涉嫌假冒注册商标案件被查办过程中,想让时任某公安局经侦支队教导员帮忙协调判处缓刑,向其贿送现金人民币10万元。


面临重刑

      检方指控本案被告人行贿既遂60万元、预备150万元,数额达到《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标准,还有两个加重情节,一是向三人以上行贿;二是向司法工作人员行贿,影响司法公正的。这些犯罪事实在司法实践中有可能被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重刑。


辩护措施及体会

      接受委托后,明律师团队对此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此案情况非常特殊,不能按常规的辩护思路出牌,并随即采取了一整套的组合辩护措施,终于取得了非常难得的轻判效果,法院轻判被告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实际执行半年。


一、专家论证,高屋建瓴

     此案比较复杂:一是被告对第一宗罪不予认可。被告在被拘留之前曾联系同案要其帮忙,被拘留后会见律师时,也要求律师转告其妻子找同案帮忙。但被告没有明确帮忙的含义,没有明确要其妻子及同案去行贿,其在被羁押状态是否能够支配和控制实际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也就是说是否构成间接正犯存在很大争议,被告对此宗罪一直不予认可,检方也据此认为其不构成自首;二是行贿预备犯罪十分罕见。司法实践中,对截贿行为通常会认定为诈骗罪、侵占罪或者按事后不可罚的行为处理,罕见按行贿预备认定的。第二宗犯罪的行贿意图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事前被告人曾拖欠同案犯200万元的工程款,这一行为很可能是经济纠纷,如果构成犯罪的话似乎同案犯具有明显的诈骗意图。检方指控行贿预备,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犯罪预备概念,十分罕见。更为麻烦的是150万已经被检察机关作为犯罪金额予以收缴国库,难道还能从国库中拿回来?三是第三宗行贿犯罪的受贿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行贿受贿作为对合犯,受贿重于行贿,受贿不予追究刑责,单方追究行贿方有失公允。面对复杂的案情,怎么办?明律师团队祭出了屡试不爽的杀手锏武器,邀请专家对案件进行论证,要请就请国内最好的专家,在被告亲属的大力支持下,明律师团队赴北京邀请北大、清华刑法、刑诉法顶级专家教授,对此案进行了认真的研讨论证并出具了《专家论证意见书》。专家意见高屋建瓴,为此案的有效辩护奠定了扎实的法律基础。


二、主动作为,调查取证

    有人形容刑辩律师是刀尖上的舞者,执业风险很大。《刑法》三百零六条的“律师伪证罪”也确实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刑辩律师头顶。但明律师团队无所畏惧,军人、警察出身的张文明律师始终认为,刑事辩护要想取得明显成效,刑辩律师必须主动作为,敢于调查取证,而且始终相信,刑事执业风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只要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加上注意取证的方式和技巧,执业风险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此案中,被告是否接到电话后主动到案是自首成立的前提。据了解,被告是接到电话后主动到公安分局,公安分局将其送到纪委接受调查的,辩护团队先到公安分局了解情况,公安分局办案民警称是受纪委委托通知的,他们不便出具被告主动到案的证明。经与纪委沟通受阻后,辩护律师及时申请法院调取被告主动到案的证据。第三宗行为的受贿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仅仅是听说,辩护律师亲自到受贿人单位调查了解情况,并亲自与受贿人联系核实相关事实,得知今年五月份,纪委已经对受贿人作出党纪处分,受贿人还在正常上班,确实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辩护人及时申请法庭调取与此相关的文件资料,对上述事实予以佐证。主动作为调取的证据对法院认定自首及轻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三、 “辩诉交易”,认罪换自首


辩诉交易是个美国法律产品,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通俗的说,辩诉交易就是在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认罪讨价还价”行为。通过这样一种制度,检察官、法官可以用最少的司法资源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提高办案效率同时罪犯也得到了较之原罪行减轻了一定程度的刑事制裁,从而对双方都有利,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辩诉交易”之所以打上双引号,就是因为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还缺乏此项设计,一些检察官担心所谓的渎职对与被告“交易”讳莫如深。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辩诉交易制度,但司法实际却早有先例,早在2002年4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检察院和铁路运输法院经协商并报高级法院批准,率先采取“辩诉交易”的方式审结孟广虎故意伤害案。媒体将此案称为“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近年颁布的司法解释也不时闪现辩诉交易羞涩的踪影,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自愿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中都作了类似规定。然而,这并不是完全意义的辩诉交易,因为辩诉交易的交易双方应该是辩方和诉方,而上述规定的主导机关却是人民法院。


鉴于“辩诉交易”的中国特色,本案辩护中,明律师团队对此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成效。辩护律师十多次会见被告,两次到检察院与办案检察官进行沟通,多次与办案法官沟通,认为被告到案后已经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公诉方所说的没有及时供述第一宗行贿行为不是事实,被告在先后九次被讯问中均稳定一贯的供述自己所有的犯罪事实,被告的行为完全符合自首的特征。至于第一宗被告是否构罪,应由合议庭依法确认。被告也当庭表示认罪,并希望得到从宽处理。此案最终以概况认罪(第一宗)换取了自首,自首的认定为全案轻判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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