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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律师疑难案例】提供银行卡信息被指盗窃500余万,明律师辩为侵犯公民信息罪

来源:原创作者:江晓琪时间:2018-01-31

提供银行卡"四要素",警方指控结伙盗窃500万

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检院改为侵犯公民信息罪

【案情简介】

   2016年6月,嫌疑人用2万元从所谓赌博网站的“客服”处购买到受害人在河南焦作建行办理的银行卡的“四要素”(即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银行卡绑定电话),又通过QQ群付费查询到了该银行卡账户余额有200多万元。嫌疑人多次拔打受害人的手机都没人接听,就认为该账户的金额很可能是赌博等非法款项,“黑吃黑”受害人也不敢报警。嫌疑人想利用网上流传的“代扣”业务将受害人账户内的金额转出,但自己不懂如何操作代扣业务,遂通过QQ联系到了专门从事代扣业务的同案犯,并将上述银行卡信息提供给了同案犯,约定由同案犯想办法代扣上述银行卡内的金额,代扣成功后双方五五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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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同案犯利用嫌疑人提供的信息,伪造受害人签名分别与广州××公司、广州××装饰公司、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前两公司是同案犯在网上购买,上海××商贸公司是由同案犯注册成立的公司)签订了《代扣委托协议》,以此为基础利用网络技术与第三方支付平台——深圳××支付公司对接,将受害人账户内的金额多次转出。2016年7月28至2016年12月18日期间,同案犯利用金融代扣业务,采取上述方式代扣受害人建行卡107笔,共计516.5万元(嫌疑人原查得卡内有200多万后,卡里不断有理财资金汇入,总额高达516.5万元)。嫌疑人分得2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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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辩护意见】

×××涉嫌罪名法律意见书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检察院: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接受嫌疑人×××的委托,指派张文明律师担任其辩护人。经反复阅卷、多次会见犯罪嫌疑人,辩护人认为嫌疑人的行为不成立盗窃罪,而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事实理由如下:

一、嫌疑人仅仅是收买并向他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没有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2016年6月,嫌疑人通过与网友聊天得知有些赌博网站存在漏洞,赌博网站的管理员通过技术手段就可以获取网站上某些人的个人信息。其后,嫌疑人通过QQ联系网名为“客服”、“小汐”、“查卡”等人购买到本案受害人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卡号、该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并将得到的信息提供给了同案犯。至于同案犯是否能够利用上述个人信息获取银行卡内金额,利用何种手段完成代扣,嫌疑人并不特别关心,没有询问对方,没有要求对方保证代扣出多少数额,更没有参与代扣的具体操作。

根据《刑法》第264条、265条的规定,盗窃罪成立客观上要求行为人秘密窃取他人所有的财物,窃取行为是排除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建立新的支配关系的过程。本案中,嫌疑人对代扣的具体操作并不知情,没有参与代扣,没有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也没有剥夺受害人对卡内金额的支配,嫌疑人提供银行卡信息的行为更不会自然地使其本人占有、支配涉案银行卡内金额。据此,嫌疑人并没有实行盗窃的行为。

二、嫌疑人的行为与涉案银行卡被代扣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嫌疑人将受害人个人信息提供同案犯的行为并不一定会导致受害人银行卡内的金额被盗的结果。我们可以设想几种情形:第一,同案的其他两个嫌疑人没有能力通过代扣将卡内资金盗走;第二,涉案银行卡上百次被代扣,如果受害人在开始被代扣时就能及时发现并办理挂失,也能避免巨额损失;第三,深圳代扣公司接到投诉发现异常后曾冻结了涉案银行卡,同案犯如果没有通过欺骗手段更改银行卡捆绑的联系电话,也可以避免部分损失。由此可见,嫌疑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扣款结果的发生,银行卡内巨额资金被代扣是客观事实,但与嫌疑人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根据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因果关系的判断禁止脱离事实存在而只讨论抽象规范的因果。第一,因果关系中的原因是指具体的实行行为而非预备,而如果行为本身不具有法益侵犯的紧迫危险,就不是实行行为。本案中,嫌疑人收买、非法提供个人信息不会直接引起涉案银行卡金额被代扣的紧迫现实危险,故不属于实行行为。即使嫌疑人的行为转化为同案犯代扣银行卡的预备阶段,嫌疑人的行为本身也并不是涉案银行卡被代扣的预备。换言之,同案犯获得了个人信息,是其实行直接代扣银行卡款项的预备,不是嫌疑人代扣银行卡金额的预备。第二,因果关系中的结果是特定实行行为导致的法益侵害结果而非抽象意义的结果,不能脱离具体的客观条件认定因果关系。本案中,如果强行将嫌疑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认定为涉案银行卡被代扣的原因并进一步将嫌疑人收买、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定性为盗窃,则显然有随意扩大刑法评价范围,夸大刑法明文规定的盗窃罪这一行为之界限的嫌疑,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据此,嫌疑人实施的收买、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的行为不属于本案的实行行为,其行为也不必然导致涉案银行卡被代扣的结果,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三、嫌疑人所得的245余万元并非盗窃所得,应视为其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对价

嫌疑人获取的245余万元并非通过盗窃取得,其每次得到款项时,涉案银行卡早已经被代扣完毕。根据《刑法》原理,盗窃罪成立要求被害人丧失占有的财物与行为人设立新支配的财物必须具有同一性。本案中,嫌疑人所得的款项与涉案银行卡被代扣的金额不具有同时性,也不具有同一性,嫌疑人所得款项并非通过盗窃取得。

嫌疑人获取的利益应视为其非法提供、有偿转让受害人个人信息的对价,相当于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价格。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能够获得两百多万的巨额报酬的原因,一是信息购买方同案犯在购买信息时就得知银行卡内有200余万元,但鉴于当时同案犯都不清楚能否将卡内资金扣出,所以双方不可能确定几万或几十万的价格去买卖公民个人信息;二是他们约定的转让报酬为风险支付方式,大家约定按照一定比例分成,如果受让方代扣不出来款项,转让方没有任何报酬,代扣成功,双方才享受利益分成;三是出售信息时仅得知卡内有200余万的资金,后来发生扣出500多万元的结果买卖双方都没有想到。

四、嫌疑人涉嫌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似更准确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嫌疑人案件的确是一种新类型的犯罪形态,但综合全案情况看,其行为更符合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本案的客观事实是,嫌疑人花费2万余元向他人收买受害人银行卡的“四要素”等个人信息资料后,将上述非法获取的信息再出售给同案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嫌疑人向他人出售“四要素”的行为,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于2017年3月21日立案,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2017年4月通过,6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本案立案时,刑法并未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及构成犯罪构成要件作详细解释,而立案后出台的司法解释,把嫌疑人的行为归入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鉴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相对于盗窃罪和收买、非法提供个人信息资料罪等其他罪名属于轻罪,根据新旧刑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的法律适用原则,本案应适用《刑法》第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认定嫌疑人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综上,辩护人认为,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而是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上述辩护意见谨供贵院参考为谢!

此致

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检察院 

嫌疑人辩护人:张文明

2017年10月17日


【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

起诉意见书1起诉意见书2起诉意见书7

【检察院起诉诉】

起诉书1起诉书2起诉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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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明律师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经济职务犯罪刑事部主任、高级合伙人

广东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理事

广东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华南农业大学法学院兼职导师

河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首席、常年法律顾问

广州市河南商会法律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广东省焦作商会法律委员会主任

全国党建联盟网站广州市天河区委智慧党建顾问律师

广州市天河区政府调解委员会专家委员

中国商会联盟杂志常年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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