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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最高检试推动检察官-律师“认罪协商”制度

来源:公众号“明律师刑事特区”作者:张文焱时间:2016-05-23


张文明律师,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刑事部执行主任



       今年2月14日,最高检对外公布,2016年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将深入研究善公诉环节认罪从宽处理制度,探索建立检察环节辩护律师参与下的认罪、量刑协商制度,探索被告人认罪与不认罪案件相区别的出庭支持公诉模式。

前不久,在曾某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一案中,广西省钦州市钦北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就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进行了诉前认罪量刑协商。办案人员对案情及适用认罪量刑协商制度的过程及后果对曾某进行了讲解,之后,曾某对犯罪过程进行了陈述并表示认罪。检察官认为曾某犯罪情节轻微,且有自首情节,最终协商以管制刑的量刑建议向法院提起公诉。曾某及其辩护律师当场表示同意,自愿签下了《认罪协商承诺书》。这是该院起诉的第一例辩护律师参与下的认罪量刑协商案件。3月22日,钦北区检察院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将曾某起诉至钦北区法院,并提出四个月至六个月管制刑的量刑建议。在征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后,法官认可检察院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签署的《认罪承诺协议书》,对案件进行当庭宣判,并作出与公诉人量刑建议一致的判决,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罪名对被告人曾某判处管制六个月。

事实上“认罪协商”制度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已有长期适用,如英美法系的美国、印度等国,大陆法系的意大利、中国台湾地区等。在法学界这一制度一般被称为“诉辩交易”。诉辩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刑事案件之前,检察官因为掌握被告人犯罪的证据较少,且收集证据比较困难或代价高昂,为避免所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或为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以作出较轻的指控,许诺代为向法官求情为代价,换取被告人有罪的供述,而与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法庭外讨价还价达成妥协(适当减刑)的一种制度。

美国是诉辩交易使用最广泛的国家,在美国的刑事司法程序中90%刑事案件选择过诉辩交易的方式而非选择过陪审团审判诉辩交易后所达成的协议将为法院所接受,而在每一个州或司法管辖区均有不同的规则来规范。

我国《刑法》一直有关于“自首”和“立功”的规定,实质上就是一种“诉辩交易”形式。大家耳熟能详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诉辩交易的一种表述。但国内真正意义上适用诉辩交易,进行诉前协商,达成诉前协议进而影响法官判决,仍是在二十一世纪才出现的(2002年孟广虎故意伤害案),且就适用范围而言,较之美国也有明显的范围上的限制,一般倾向于适用在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我国诉辩交易适用的目的与其他各国基本相同,也是为了在极端难以取得证据的案件或取证成本极高但罪行却极轻的案件中,通过“交易”刑罚代价的方式来达到犯罪嫌疑人认罪的结果,以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本次最高检以顶层设计的方式推动“认罪协商”制度,标志着司法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对此项制度的探索和推进。不过,就目前而言,“认罪协商”制度仍然没有相对应法律依据予以支持。在本次最高检推行该制度前,我国各地均是由地方法院或检察院以个案的形式尝试使用该制度,并未形成统一的规则,而最高检本次也没有依托立法来推行该制度,笔者认为其中试水的成分更多一些。对于“认罪协商”制度,反对和质疑者认为,这一尝试虽然解决了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但毕竟是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进行的,与中国《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定罪标准和证明责任制度存在矛盾,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容易催生司法腐败,放纵有罪的人。

近些年来,中国司法界在刑事诉讼制度上受英美法系影响较大,包括辩诉交易在内的英美司法制度对中国法学者和司法实务部门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引入英美对抗制审判方式已经成为诉讼法学界的主流意见。亦有学者提出,在庭审程序中增设证据开示制度、辩诉交易制度和交叉询问制度等,杜绝法官庭前庭后的阅卷行为,使审判活动“实质化”。

笔者认为,无论司法顶层设计还是学界、实践界的需求上,都需要辩诉交易制度的存在,这是解决部分案件的必需途径,也有利于高效利用我国本就不足的司法资源。但是最高检本次单独提出推进“认罪协商”制度,显然在立法储备上有明显的缺失,造成实践先于立法的局面,这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制下不免显得头重脚轻。所以,针对此项制度的立法需求已经极为迫切,笔者也呼吁两院能推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更多的立法,同时也应对新制度在立法解释层面上做必要的规范,避免“认罪协商”制度被地方司法机关错误的应用,更需避免由此可能催生的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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